党的“一号机密”历经艰辛接续守护

　　中央文库是党的第一所核心级别的档案库，记录党中央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文件就珍藏于此，形成了党史上的“一号机密”。在新中国成立前近20年的岁月中，数位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这批档案。1949年，这些“比黄金还贵重”的原始文献终于完好无损地被交到党和人民手中。
　　张唯一：老成持重的首个守护人
　　大革命失败后，革命斗争进入低潮，党中央被迫迁往上海转入秘密状态。此时，白色恐怖笼罩上海，党中央的机密文件随时有着暴露的风险。1930年，党中央下达指示，要求各机关把暂不需要的文件，尤其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手稿、照片等机密文件都上交中央文库妥善保管。
　　周恩来对新建立的中央文库作过多次指示，要求文件分类整理以及加强保护措施，组织起草《文件处置办法》，明确规定了中央文库收集文件的范围及整理的方法，为规范中央文库管理提供了依据。
　　党中央将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交给了张唯一。他在工作中老成持重，与外界来往较少，这正是周恩来挑选他成为中央文库首位守护人的重要考量。张唯一从中央文件中挑出最重要的，按照一定的顺序再重新排放。对一般的事务性文件，则把其内容简单记到一本流水账上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，可以随时销毁，不致落入敌人手中。
　　为了严格的遵守保密措施，党中央派出一名领导人与文库保管人单线联系，其他任何人除非在特急情形下不得过问文库工作；严格限定保管人与外界接触，防止暴露机密；还要时常变换中央文库的保管地和更新保管人。
　　1931年4月，顾顺章在武汉被捕，不久叛变。他为向国民党邀功，即向敌人供出了党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，无一幸免。顾顺章到南京后，又向蒋介石供出了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和领导人住址，党中央面临着暴露的危险。
　　幸好潜伏在国民党中统高层的钱壮飞知悉了这一消息，并火速通知周恩来。周恩来立即亲自指挥了一场大转移，还特意关注隐藏在上海的中央文库。
　　张唯一在接到周恩来紧急通知后，马上雇了两辆黄包车和交通员先将重要文件运往自己家中。在前往法租界途中，还受到外国巡警和国民党特务的数次盘问，但都被他机智地一一化解了。经过两批次的转运，中央文库才转危为安。
　　陈为人：为守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
　　1931年底，周恩来根据中央安排到江西苏区工作。张唯一因要负责上海执行局秘书处工作，故无法继续保管中央文库。后经党中央批准，调派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。
　　1932年，陈为人将文件秘密搬运至住处。陈为人把重要文件放于阁楼中，他新安置了一个火炉，一旦出现敌人搜捕的紧急状况，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“定以生命相护，宁可放火烧楼，与文件俱毁”的誓言。
　　陈为人夫妇一直保持着警觉，一旦察觉中央文库保管地有何异常，随即马上搬家。数年下来，陈为人因安全问题经常变换住址。1935年2月，张唯一因叛徒告密而被捕。陈为人的妻子接头后没有按时回来，他断定一定是被捕了。情急之下，他马上决定安全地转移中央文库，而非营救妻子。
　　转移到安全地点后，他不能出去工作，再加上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，因此得不到经费，只有把衣物卖掉，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二楼的家具几乎被变卖一空，但为了不让房东看出破绽，一楼的陈设仍旧如常。
　　他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每日仅吃两餐，靠红薯度日，以水代奶。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，陈为人为防止文件被虫蛀，还要经常翻晒文件。后来，陈为人终于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沉重的工作拖垮，十分虚弱。
　　转交文件结束回到家后，陈为人突然昏倒在地。半年后病重不起，陈为人拒绝医治，不想使用极为宝贵的经费。1937年3月，陈为人病逝，时年38岁。
　　接力守护：中央文库完璧归赵
　　1937年起，上海地下党接管了中央文库，党组织派徐强和李云夫妇把中央文库转移到新地点。1939年，徐李二人奉命赴延安工作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继续保管中央文库，在广泛筛选后，调派刘钊管理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。
　　1940年秋，由于工作需要上级把刘钊调离，派老党员缪谷稔接任保管人。接受重要使命后，缪谷稔立即和妻子把机密档案重新打包，雇佣黄包车运到自己家中。
　　1942年的一天，缪谷稔来到商店接头，差点被捕。缪谷稔决定把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迅速转移出去。经过紧张的转移工作，缪谷稔也病倒了，浑身无力，四肢疼痛。妻子为了照顾他也失业了，二人只能变卖家具维持生活。
　　1942年夏，缪谷稔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党组织决定让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，嘱咐年轻的陈来生，保护中央文库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工作，要注意保密，尤其是想办法解决经费问题。陈来生家境贫寒，但他看到当时上海很多人“跑单帮”（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），便想到可以带着家人“跑单帮”赚取生活费。
　　后来，陈来生发现居住地来往人员太多，不久后他又开始新的迁移。这次他借钱租下了一栋房子，办了一家面粉坊，对外以面粉生意掩护。同上次一样，他将阁楼内从地板到四周都贴上了木板和报纸，这样夹壁墙就建成了，重要文件得到了安全的保护。
　　1942年，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。延安整风时，党中央多次调用原始文献。陈来生接令后，蹲在阁楼中寻找文件，没一会儿就大汗淋漓。经过几天的查找，在陈来生抄写副本后，由地下交通员送到延安，为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。
　　1943年，上级下令调出有关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。为安全起见，文件被拍成照片，装在干电池里，由特派员及时送往延安。中央文库保存的文件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问题进行总结时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　　1949年5月，陈来生在上海解放后汇报了中央文库的历史沿革，这批珍贵文件遂逐级上交到党中央。9月初，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发来电报，指示华东局对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员，给予嘉奖。至此，记录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的原始文献，经过数位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守护，历经艰辛交回到党和人民手中。